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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里的官僚制度，有“家族主义”这一典型特征。在许多朝代中，权臣将家族搬进外廷，形成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而这种关系内自然会滋生腐败。权臣外戚，往往是最喜欢搞裙带关系的群体。而一些无后的宦官，如魏忠贤之流，亦要笼络一群孝子贤孙，通过“家族主义”来巩固自己的专权。这种情况对于老百姓而言，无疑是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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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统治者也对此十分头痛，为什么历朝历代的明君都要狠抓吏治呢？其原因就是“家族主义”太过泛滥了。

相比于那些政治关系复杂的权臣，更让统治阶层放心的无疑是“裸官”了。一些吏治工作治理得不错的朝代，自县治开始，为官者皆要符合异地任用的条件，且禁止家属前往就职地“陪官”。“古代裸官多廉士”，这句话虽然是现代人琢磨出来的，但却不无道理。

清朝名臣陈瑸，号称“岭南三大清官”之一，他的情况就非常符合“裸官”的定义。陈瑸孤身一人，在异地当了二十多年的官，期间从未携带家眷。平日里家乡的亲属想要去探望，却苦于路途遥远盘缠不够，多年来难以成行。除此之外，陈瑸也没有聘用幕僚，身边连一个师爷都没有，仅雇佣了两个仆人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在吃饭这件事上，陈瑸更是充分诠释了何为清廉，“官厨惟进瓜蔬”，饭菜里连点油星都没有。

陈瑸的官位不高，正七品县令，一年的“工资”约为四十五两银子。以当时的消费水平来看，这笔钱能养活一家三口，但若将亲属全都接到身边，显然是不现实的，根本养不起。即便这样，康熙皇帝在召见陈瑸时，仍没听到他诉苦。康熙帝问陈瑸的俸禄够不够花，他的回答是从来没觉得有不够用的时候。其他官员之所以铤而走险，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日子过得太铺张了，所以俸禄才不足。一直到康熙五十七年，陈瑸在担任巡抚期间病逝，临终之际还将自己毕生的“养廉银”一万三千四百两上缴国家，分文没动。

那么，像陈瑸这样的裸官是怎样出现的呢？

这就得从回避制度的起源说起了。西汉王朝，国家刚从封建制转型为君主制不久，所以政策上有许多需要改良的地方。汉武帝上台以后，便琢磨着出台异地为官的制度，避免裙带关系影响政体运转。

到了东汉桓帝时期，“三互法”正式出台，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针对官员任职的回避制度。所谓“三互”，就是“婚姻之家”和“两州之士”要进行回避。打个比方来说，东汉时期有个叫史弼的官僚预备役，原本朝廷打算安排他去山阳担任太守，但他夫人的娘家刚好在山阳，所以史弼便奏疏朝廷请求回避，被调任为平原相。

像史弼这种思想觉悟较高的同志，在每个朝代都有。到了宋朝，回避制愈发完善，其中的条目更加严格。亲属回避、职务回避、科举回避、诉讼回避都被写入章程。明清时期，回避法已经趋向完善，当时出台了明文规定：“凡官员亲戚于职事，有统摄或相干者并回避。”

我们知道，明初的几位皇帝大多作风硬派，如朱元璋、朱棣之流，对文武百官非常苛刻。所以，明初的官员赴任要符合“南人官北，北人官南”的原则。一旦被任命为地方官，那就得跨越半个中国，“千里为官”。其实这项规定倒不是要求南方人必须去北方当官，北方人必须南下任职，而是官员的任职地必须满足距家乡“千里之外”这个条件。

到了清朝，这项制度变得更加人性化了，地方官只要不在家乡的省份当官，便是符合规定的。不过，有些官员的家乡就在省边，距离任职地非常近，钻了制度的空子。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后来又增加了“五百里避籍”的规定，就是说地方官的任职地与家乡的直线距离必须超过五百里。这套回避制度，旨在让官员到任职地后举目无亲，孑然一身。

此外，清朝还出台了“若在五服之内，虽住处不同，仍应回避”的规定，这便属于“亲属回避”的范畴了。时至今日，我国法律中依旧有这些回避制度的影子。

与“回避制度”相匹配的，还有一套官邸制度。

这种制度，给为官者的日常生活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在《玉海》这部文献中，有这样的定义：“郡国朝宿之舍，在京者谓之‘邸’。”官邸便是京官在京城住的房子。给京官准备住所，这是一项福利待遇。根据官员的级别，每个品级的官员都能住在相应规格的房子里。只不过，只有官员在任职期间，才能享受这项待遇，住在官邸里。若是官员退休了，就得老老实实地从官邸里搬出来，给继任者让出住处。

官邸制度，有一个关键点，那就是：官邸的产权永远属于朝廷，任何官员都无法私有。倘若官员在任职期间离世了，那么，他的家眷便要依照规定搬家。毕竟，古人的乡土观念相当浓厚，只有宗祠、祖坟所在的故居，才是唯一的“家”，官邸只是个临时住所罢了。很多电视剧里展现出来的情况，官做到哪里，家就跟到哪里，随时随地能够经营社会关系，官邸主人的子女还能享受到继承权，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会发生。

聊起古代的回避制度，或许大伙都会觉得有些刻薄，不近人情。其实，统治者也考虑到人性化因素了，所以各回避制度中也有弹性规定。

对于达到了一定品级的官员，便能享受到这种弹性规定，比如：可以带几名亲属去任职。所以，回避制度对官员的限制，是“有条件限制”。

例如，雍正年间，朝廷就出台了这样的规定：

满族的官员去地方上任，可以带上未成年的儿子。不过，若儿子已成年，就得向上级报备，“若系亲生之子十八岁以上欲带赴任者，具呈该旗大臣请旨方令带往”。当然，那些跟随官员上任的亲属，一来不能经商，二来不能进行“政治联姻”。倘若某官带着儿子去地方任职，他虽然安分守己的当官，但儿子却做生意或与某望族结亲，这种情况肯定要受到惩处。

宋朝对随任亲属的要求最为严格，有“当绝见客，勿出中门”的规定。也就是说，亲属虽然能随任，但他们却得像大姑娘小媳妇一样，在家里闭门不出，禁止抛头露面。北宋时期，河清县流传着“民吏不识知县儿”的顺口溜，这就是在说当时有个父母官任职三年，在他调任时当地人还没见过他家的公子。

其实，“裸官”对于官员来说，不算是坏事。考虑到社会现实因素，古代的回避制度能让地方官省心不少。历朝历代都有类似的规定，就是地方官的任期要在一定年限之内，通常为两到三年。官员从朝廷接到调令，一路舟车劳顿，用一两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抵达目的地，倘若携家带口势必有诸多不便。

除此之外，古代的职务调度是非常频繁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在韩愈的这句诗里我们就能看到，每个当官的都说不准自己的前程。运气好的，今天还在地方当父母官，明天就被调到京城当京官了。运气差的，今天还在京城准备折子，翌日便被贬到边塞，这也是常有的事。反正不论去哪当官，到最后都得告老还乡，落叶归根，倒不如当个“裸官”悠闲自在。

在中国古代，不仅那些州县长官得遵守回避制度，就连封疆大吏亦不例外。清朝时期，京城有个工部尚书陈宏谋，他的“职业生涯”相当的长，足有四十八年。在这四十八年的时间里，他不仅当过吏部尚书、工部尚书这些京官，还先后被调度十二个省担任封疆大吏。这位官运亨通的显达人物，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曾写过一副对子曰：

“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

这位漂泊了大半辈子的高官，就是个十足的“裸官”。任职期间，从不让家眷随行。与家人的联系，都是通过书信来完成的。

海瑞的那句话说得好，“为官不过民之器”。一个活在封建社会的官僚，能有这样的思想觉悟难能可贵。既然当了官，那便是人民公仆。这种质朴的为官思想，并不是现代人的首创。今时今日，我国在整顿吏治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成绩，让许多老百姓额手称庆。现代的廉政廉吏工作，其实有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古代的回避制度。

由此可见，旧社会的官僚制度并不完全是糟粕，毕竟，这些都是古人的智慧结晶，所以其中有许多值得参考的精华。

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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