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慈禧垂帘听政的地点是（清末慈禧太后是如何掌权“垂帘听政”的？）大家在熟悉不过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那你知道慈禧垂帘听政的地点是（清末慈禧太后是如何掌权“垂帘听政”的？）吗？快和小编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慈禧垂帘听政的地点是（清末慈禧太后是如何掌权“垂帘听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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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0年到1949年，在这百余年的中国近代史中，慈禧太后从1861到1908年，统治中国长达48年之久，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重要历史人物。这位以“保守”面孔居多、曾经利用义和团、向全世界宣战的老太太，到1901年，又宣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各国之同心”，下令“改弦更张”，实行新政。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评价她呢？

一、“同道堂”印：慈禧太后掌权的开端

慈禧为何能够掌权？不像今天妇女能顶“半边天”，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女性被赋予的地位和责任，是笼罩在男权后面的。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历史中，女性掌权的案例犹如凤毛麟角。女性当政，多半要被记上一笔“牝鸡司晨”，不务正业、不合规制。那么，慈禧作为一名女性，为什么又能够登上政治舞台？并且执掌了晚清政府的大权近半个世纪？

咸丰皇帝早逝且只有一个儿子，慈禧的亲子载淳是天然的太子，母以子贵，得尊为圣母皇太后。有传闻称，在临终前咸丰皇帝面对子少母壮的情况，曾经打算模仿汉武帝杀钩弋夫人之案例，但又不忍心在生前动手，于是在大限之前写了封遗诏给皇后慈安，说慈禧若有不法，即可诛杀之。

慈禧得知后极力笼络慈安，甚至为慈安割肉做药引，慈安一感动，就把遗诏烧掉了。于是才有了慈禧太后48年的统治。但这毕竟是稗官野史，梳理慈禧掌权之原因，我们可以看到慈禧并非一开始就大权独揽，而是逐步走向权力巅峰。

咸丰皇帝在临终前下令立载淳为皇太子，并任命载垣、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同时，为了防止这些大臣权势过大，咸丰皇帝又将“同道堂”“御赏”两方印玺分别赐给载淳和皇后钮祜禄氏也就是慈安太后，并规定此后下发谕旨必须钤用这两方印玺作为凭证。

现在传世的同治二年的一份上谕，它左上角盖的是慈安手中的“御赏”，右下角盖的是同治帝手中的“同道堂”，同治帝亲政以前，所有谕旨必须盖有这两个印才能生效。由于载淳登基时才5岁，“同道堂”印玺便被他的生母慈禧控制，由慈禧代替钤印，慈禧从而取得了干预朝政的权力。

根据咸丰皇帝的设计，慈禧并不能大权独揽。她只是为了防止皇权被赞襄政务大臣分割，用来牵制这些大臣的力量之一。按照咸丰皇帝的设计，慈禧只不过是颁布政令的一颗“橡皮图章”，等同治帝长大亲政后，就没有慈禧什么事了。但是，事态并没有按照咸丰皇帝的设计发展。

咸丰皇帝因为猜忌，把与皇室血缘最近的亲王如恭亲王奕讠斤、醇亲王奕譞讠等摒弃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这引起了这些宗室王公不满，尤其是正在北京城劳心劳力与英法联军议和的恭亲王奕讠斤。咸丰皇帝也低估了慈禧的权力欲望。

而襄赞政务大臣整体轻敌，认为两宫太后无能，以为他们以罢工相要挟，就能阻止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事实上，慈禧有一定文化，能够自己阅读奏折，而且在整个朝堂中，反对这些赞襄政务大臣的人已经形成一股力量，能够取而代之。最终慈禧与慈安及奕讠斤等近支亲王联合，发动辛酉政变，除去赞襄政务大臣，垂帘听政，开启了她的政坛之旅。

二、权力制衡与君臣相得：慈禧的统治之道

慈禧不甘心做咸丰帝设计的“橡皮图章”，而更乐意做一个实权台。在她当政之初，倚重支持她参与垂帘听政的近支王公恭亲王奕讠斤，封其为议政王，又令其首领军机、总署，总管内政外交。但当慈禧熟悉政务后，便多次打压奕讠斤，最终将其投闲置散十年。由此可见她的掌权欲望和手段。

在慈禧当政期间，为了巩固权力，在用人行政上极重平衡。比如通过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起家的汉族地方实力派，本已有“外重内轻”之势，在晚清又通过办各项洋务事业，为自己积淀权势筹码。她便扶植自己钦点的探花、清流出身、独树一帜的张之洞与之抗衡。

晚清时期清流党人极力主张对外强硬，武力抵抗外侮，大有褒贬朝政之意。她又将以弹劾大臣著称的清流党人张佩纶外放福建，并兼署理船政大臣会办海防。结果在中法战争中马尾海战福建水师一败涂地，张佩纶也因此获咎被流放。

1898年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后，逐渐用满抑汉。“戊戌政变”后，针对清政府处决“戊戌六君子”，舆论对清政府的满汉政策、满汉权力格局多有质疑：“外间浮言以诛乱皆属汉人，遂有朝廷内满外汉之意。”对此，慈禧宣称：“朝廷执法岂有满汉歧视之理？”宣称“国家一秉大公，毫无成见”。

但不可否认的现象是：“戊戌政变”后，慈禧持续重用满洲亲贵。庚子期间，慈禧重用的宗室王公端王载漪、庄王载勋等颟顸揽权，联合满汉大臣中的守旧派，意欲借义和团运动打击异己，极端排外。“庚子事变”后，在列强的强烈要求下，这批王公或被赐死、或被革爵圈禁，已无从政机会。

庚子后，慈禧依然重用满洲亲贵。不过，她倚重老成持重者、注意任用满汉大员相互协调牵制，如在清末编练新军时，陆军部掌权者为庆亲王奕劻、铁良、袁世凯。

慈禧当政时还试图逐步收拢地方督抚权力于中央。清末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编练北洋六镇新军，渐成一支独大之势。为收拢兵权，削弱袁世凯势力，慈禧支持创立练兵处，试图将北洋六镇收归中央掌控。

后袁世凯上奏力争由他继续管理第二、第四镇，得到的批复也仅是暂时由他训练。据时人所搜集的官场情报披露，预备立宪期间，袁世凯欲督办东三省、河南、山东、直隶等省之练兵事宜，慈禧对此渐生防范之心，对军机大臣领袖庆亲王奕劻透露：“某臣如此，将何为？”当时的邮传部下属官员孙宝瑄也敏锐地观察到袁世凯权势变大引起清廷忌惮的情况，他在日记中也指出：“袁项城积年为朝廷所倚重，权势熏炙，海内莫不侧目而视，政府亦几惮之。”

在袁世凯“权势熏灸”的情况下，“海内侧目”“政府惮之”。为防止袁世凯权重一方、尾大不掉，慈禧又于1907年将袁氏召入中枢，入值军机。时人认为此举对袁世凯而言，实乃“明升暗降”。袁世凯虽不再出任封疆大吏，转任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然而他“犹有虚声，足以震慑远迩”。

至此，北洋军的军权名义上已统归陆军部，但由于“统制以下各级军官，都是袁旧部武备派旧人”。袁世凯的威望犹在。为了进一步制衡袁世凯，慈禧又将与袁世凯有矛盾、在湖广总督任上耕耘多年且同样权势很大的地方督抚张之洞内调中央，同样令张入值军机。

慈禧的统治注重权力制衡，同时也极为注重维系君臣相得的关系。她身边的大臣，如军机大臣王文韶就曾在日记中记录慈禧在召见时，专门问候他的病情，和他讨论药方，让王文韶感激不已。

张之洞

而另一名晚清名臣张之洞也是这种君臣相得关系的突出者。他在清末还专门致信自己在日本留学的儿子，告诫他不要倡言排满，与反清革命者有来往，因为他们老张家“一丝一粟皆出自大清之赐，受人一饭尚报千金，况自项至踵糜不载其泽乎？”清末为盛宣怀在北京刺探官场情报的陶湘，向盛宣怀透露“太君于世情非常明晰，宁负私恩，不负公义”。

可见在官场中人眼中，慈禧对世道人心把握极为准确，虽然会有亲近之臣，有私恩，但整体上处理政务上能够给人以公正的形象。所以，晚清的大臣们，尤其是与慈禧统治相始终的那一批老臣，对慈禧的治理能力是认可的。

三、照片世界：慈禧的晚年评价

慈禧并没有书信、日记等私人文献传世，不过她晚年留下了众多照片。故宫博物院内珍藏有慈禧晚年所拍摄的30余种装饰、神态各异的照片，共计百余张，大多是她在70大寿前的留影，由驻法公使裕庚的次子勋龄拍摄。这批珍贵的图像史料，给我们留下一个直观的慈禧形象。结合其他的文献资料，尤其是档案史料，我们可以发掘慈禧晚年照片背后的政治细节，更深刻地认识慈禧、评价慈禧。

慈禧所拍照片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化妆照。在这些照片中，慈禧身后的背景上挂有“普陀山观音大士”几个字，点明她扮演的角色。从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内务府档案中，我们可以发现，为了拍摄这些照片，慈禧会提前定下拍照的内容、时间，指定陪伴她拍照的人选，提前下令内务府准备道具。不过，这类照片并不是慈禧印制的重点。根据一档馆的《圣容帐》，慈禧这类照片仅有10余张，数量要远远少于其他类型的照片。

第二类是銮舆照。这类照片，主要是拍摄慈禧起驾的銮舆，准确记录了当时慈禧出行的场景。慈禧对此类照片印制颇多，如在幻灯片中所示的“梳小头、穿花卉、拿团扇、乘轿圣容”就有“五十九件”。

第三类是合影照。主要是慈禧与后妃、格格、女官及外国公使夫人的合影。合影照也不是慈禧印制照片的重点，类型和印制的张数都不多。

第四类是特写照。慈禧所拍摄的标准特写照片，主要是在颐和园乐寿堂前的御座旁，共计有20余种，印制了数百件。这些照片是慈禧拍摄数量最多、印制数量也是最多的。其中“梳头、穿净面衣服、拿团扇圣容”共有103件，其余的特写照印制数十乃至近百张。制作如此多的数量，可见特写照是慈禧赏赐他人的主流，也是慈禧向外界展示自己形象的主要途径。

由此可见，这类照片更符合慈禧对自己形象的定位。慈禧要宣扬出去的不是自己的“观音大士”之类的形象，而是自己日常生活的正常形象。

综上所述，慈禧照片主要有这四大类（化妆照、銮舆照、合影照、特写照），这些照片呈现出一定的政治细节。

第一，从慈禧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1901年后，慈禧的外交策略发生了巨大转变。“戊戌政变”后，康梁等保皇派对慈禧口诛笔伐，以及义和团运动期间，慈禧一度支持招抚义和团盲目排外，因而慈禧被外界描述为落后、凶恶的“母龙”。

在义和团时期的外国明信片、画刊中，慈禧的形象通常被没见过她的外国画师描绘成一个凶狠、丑陋的女人。《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朝的觐见礼节发生变化。正如当时管理外务部的庆亲王奕劻声称的“阳存优待、暗示羁縻”，慈禧在外事活动开始展现自己的风度。外国公使夫人在清末得到慈禧多次接见，并与之近距离交谈。

她们看到了慈禧严厉、阴险、凶恶之外的另一面，发现慈禧表现得雍容、优雅、体贴、慷慨。经由美国公使夫人建议，慈禧还聘请美国女画师卡尔为其画像，送往1904年的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展出，让世人目睹她的风采，用来消解外文报刊对她的刻意诋毁。除了肖像画，用照片展示慈禧的形象，也是这种手段之一。

慈禧将自己满意的照片大量印制，馈赠予各国领袖，其中包括美国总统罗斯福。甚至有些人认为，美国率先返还庚子赔款得益于慈禧的“照片外交”。

第二，从慈禧晚年的照片也可以看出，她在思想上依然是新、旧互相渗透，而以旧思想为主。这在慈禧照片的构图、背景布置、光影运用等都有体现，而以她的化妆照体现得最为明显。在慈禧的化妆照中，慈禧扮演成普度众生的观音大士，有一定宣传“圣德”的动机。

而这种“化妆照”在清朝的宫廷画像中也有历史渊源，诸如雍正皇帝、乾隆皇帝都有佛装画像传世。到了慈禧这里，发生的变化仅仅是采用了西方的照相术，其余的布景、道具的选取等等，无不沿用此前佛装像的传统。拍一张小小的照片如此，统治一个泱泱大国亦是如此，虽然慈禧下令实行新政、改弦更张，然而清末新政的各项变革却难逃“中体西用”“旧瓶装新酒”的命运。

第三，慈禧晚年的照片，也体现了她在清末揽权如故。在这批照片后面悬挂的横匾，或写着慈禧一长串的徽号，或写着“大清国当今圣母皇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依据《圣容帐》，慈禧还身着龙袍照相，其中“戴钿子、穿龙袍”的就有63张。原来独用于皇帝的象征符号“万岁”称呼、“龙袍”等用于慈禧身上，还反映了自同治朝起，慈禧垂帘听政、大权在握，尽管皇帝表面上仍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其权力已衰微。而慈禧这些带着“万岁”标记、龙袍加身的照片，不仅用于国际外交馈赠各国，也用于赏赐大臣，体现慈禧对臣下的特殊“恩宠”，用来巩固慈禧对大权的掌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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